刘明：印刷古籍的制作与文化普及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灿烂辉煌的文明史，文明的传承离不开典籍，典籍是文明的忠实记录者。《尚书》里记载殷朝的先人有册书典籍，记录了殷革夏命的历史事件。用来书写的载体有甲骨、钟鼎器皿、简牍和缣帛等，以简帛书写并编连成册或成卷轴状，代表了真正意义上的典籍形态。先人赋予竹帛制成的典籍以很高的期许，《墨子》称重要之事用书写在竹帛上可以传之子孙后世，《韩非子》则说竹帛典籍蕴含着圣人贤王的道理。

文明的传承与普及

竹帛书写时代，受制于载体的物理局限以及落后的文献生产手段，典籍流通的范围是有限的，文明的传承虽赖之而有绪，文化的普及却受到影响。纸张和雕版印刷术的相继发明，改变了这种传承与普及的不平衡关系，文化得到相当程度的传播与普及。特别是典籍进入印刷古籍时代，造就了继先秦元典时期之后的又一文化轴心，文献的面貌开始走向规范与定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一本本具体而微的古籍的制作与印刷，支撑了这种形而上的文化传承与普及的版图。

一种著述在作者手里完成后，想要流芳百世，就要进入流通渠道，流通的技术手段主要是传抄和印刷。印刷的主流是雕版印刷，它依赖一套完整且相对闭合的技术程序。遗憾的是，很少有专门的文献去记录这套技术程序，古人多认为其是不登大雅之堂的雕虫小技。活字印刷技术有相对充实的记载，但它并不是古籍制作的主要手段。

中国雕版印刷博物馆中展示的清代雕版版片

清人方以智的《物理小识》里有“剞劂法”，记载了古代雕版印刷技术的细节。比如写样上版，即将写样贴在木板上，洒石灰润水去瓤，瓤指的应该是写样的底层纸，这样便能使写样里的字体点划分明，从而易于下刀雕刻。但总体而言记载还比较简略，而且其中提到的诸如“拳刀”和“雀刀”的技术环节，令人捉摸不清。

对于雕版印刷技术记载最为详细而系统的是卢前的《书林别话》，此书大概撰写于20世纪40年代，开篇即写道“不出二十年斯道必中绝”，话说得有些重，其实这也并非危言耸听。近代以来，书籍的生产已经逐渐转向铅字印刷，雕版印刷日渐没落，像南京李光明庄刻书坊、福建四堡等地的刻书业趋于消歇，从事雕印技术的师傅、学徒也多另谋他路。通过雕版来刷印典籍或其他印刷品，蜕变为局限在小范围内追求古雅的玩好。在此情形下，卢前以忧患的心态记录雕版印刷技术的过程，为后人保存了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层面的技艺。

事实上，此后书籍史、印刷史及古籍版本学领域的学者，大抵是依据《书林别话》来讲雕版印刷。比如钱存训的《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称尽管《书林别话》仍有不少问题没有解答，但诸如“花格”的叫法就来自该书。张秀民的《中国印刷史》本应以古代印刷技术为重点内容，由于资料的阙佚只是简要述及。从这些可以看出《书林别话》所具有的特殊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刻工和选式

《书林别话》将一书从定稿到装订的中间过程，分为十五个步骤：选料、写样、初校、改补、复校、上版、发刀、挑刀、打空、锯边、印样、三校、挖补、四校和印书。其实在上述步骤开始之前，还有两个环节，即刻工（还包括写工和印工）和选式。关于古时的刻工如何拜师学艺，很少有资料记载。《书林别话》说刻工以十六七岁为宜，要习艺三年，拜师和出师均须备酒答谢，二十至四十岁是技艺最精湛的阶段。

陶敏在《怀念父亲陶子麟》中写陶子麟中年以后，雕刻技术更趋成熟，名声大噪，很多有名的藏书家如缪荃孙、刘世珩等都延请他来刻书。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里的“贵池刻书爱仿宋，成就武昌陶子麟”，说的就是中年阶段的陶子麟为刘世珩影刻《杜陵编年史诗》，精雕细刻，既保留宋版神貌，又别具韵味，成为刻书业的名手。

木版雕刻

从历史上看，刻工很早就出现在印刷品里，最早的一件可能是五代时期所刻的《观世音菩萨像》，有“匠人雷延美”的题记。与刻工密切联系的是写工，即写样的匠人，见诸记载的最早的写工也出现在五代时期，如《金石录》和《容斋续笔》里记录的李鹗等人。从五代时期的雕版印刷开始，人们便有意识地将写样和雕刻这两道工序分开，此分工保证了印刷古籍的质量和规范，而为后世刻书业所遵循。如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代杭州钟家刻本五臣注《文选》，卷三十末有“钱唐鲍洵书字”题记，鲍洵就是写工的名字，书中版心下还镌刻刻工名字。赵万里《中国版刻图录》认为写工一生有三十年左右的工作时间，中年仍为其手艺最为精湛的阶段。近代与陶子麟齐名的写工叫饶星舫，两人曾密切合作。

所谓的“选式”，指的是著述的文稿完成后选择版式，包括行款、字体及边栏等，选择者既可以是作者本人，也可以是刻书坊。南宋的陈起刻了不少江湖诗人的诗集，当时江湖诗人很喜欢陈起刻书的样式，即世称的“书棚本”，所以多请他刊刻诗集。

雕版印刷流程

正式的雕版印刷流程，可以归结为选料、写样、上版刊刻和刷印四步。

第一步选料。古人多选梨木和枣木两种木料，取其质地坚韧，不易损坏，所以有“付之梨枣”“寿诸梨枣”之类的说法。如果刻的是低劣的书籍，还会有“祸枣殃梨”的说法。卢前则说枣木实际粗而不可用，梨木以野梨为上等木料。方以智提到枣木用白枣木。此外还会用到梓木，所以会有“梓行之”“刻梓”之类的说法。木料选好后，根据所选的书版锯成断片，在水里浸泡月余，如果急用书板则采用水煮的办法。接着就是用刨子将断片多余的疤结等刨光，然后阴晾，忌在日下暴晒。晾干后搽以豆油，刮平，再用节草打磨光，之后就可以贴写样了。

扬州博物馆中展示的古代雕版印刷术之写样环节

第二步写样。首先依照所选版式刻花格板，印用于写样的花格纸。为了使写样的字中规中矩，不出现歪斜倾倒的现象，印出来的花格纸两行之间留有一行空白，该行有三线，称为“夹空三线”。三线里的中间一线为本行之线，左右两线为“字画分之科”，意思是雕刻字划的边界不能超过这两条线。每行还有一条中线，目的是供每字“主竖之用”，这样各字便会沿此中线对称，左右不会失去平衡感。

写样一般请熟练的写工即可，有时候也会请名手，还会刻意用某一名家的书法，而且要求刻工予以照刻以保留书法神韵，这样的刻书专称为“写刻本”。如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开禧三年（1207年）昆山县斋刻本《昆山杂咏》即为写刻，被誉为“精绝”而下宋人真迹一等；宋代福建刻书追求瘦金体，多请有一定书法修养的写工来写样。再比如清嘉庆十年（1805年）黄氏士礼居刻本《百宋一廛赋》，则是黄丕烈亲自写样。

《书林别话》特别提到写样的纸先用白蜡轻抹一过，再用细润的雨花石打磨，使纸面光滑以便于书写。写字时，大字宜肥，小字宜瘦，写长体字或扁体字比方体字要更为吃力。写宋体字时要横平竖直，长字宜瘦，扁字宜肥。写字一定要正，否则偏左而不可偏右，因为偏右则行款必歪斜。写样完成之后，还要经过初校、改补和复校三道手续。初校中发现的错误则挖去，贴上白纸补写，再经复校无误后即可上版。

扬州博物馆中展示的古代雕版印刷术之刷印环节

第三步上版刊刻。所谓“上版”，就是把写样反贴到木板上，刻出来的是反字，印出来才是正字。《书林别话》记载贴写样的方法是，用戳印状的小木器将泡过水的熟饭在木板上压融成糊，然后用手背从右至左刮平，使糊均匀。接下来将写样贴上，用棕毛刷轻刷一过至数过，使纸样成为毛茸状。之后将毛茸刷去，接着晾晒使之干透，再揭去底层纸，用节草磨光以待刊刻。《物理小识》也记载了与之相近的贴写样的方法。

至于刻版，首先是发刀，用平口刀或法条刀，左手按尺，右手持刀，将整个版面的横与竖道道全部刻划一遍。然后逐字刻划，先自左刻起，撇捺竖点各刻一刀，这样字左边的木质均由发刀剔清。其次是挑刀，依照发刀所刻出来的道道把字划两侧的木质刻掉，如此整个字划便在木板上显露出来。接着将字内残留的木屑剔除，称为“剔脏”，然后用热水冲洗版片，将所贴的写样纸衣去掉。之后是打空，即把无字划的空白处的木质刻掉。最后是锯边，除保留一定尺寸的天头、地脚外，将多余的木材去掉。

第四步刷印。用两种器具，即棕皮做成的帚，还有碎棕裹棕皮扎紧的擦。刷印时，帚用力宜轻，以免伤字，擦则要重，这样才能显出字划的精彩。印完后出印样，进行三校，如校出错字，即在木板上挖补。方法是挖去错字，挖成小方孔，而后削木为钉，略大于挖孔，将该木钉嵌入孔中，用铲刀铲平，再用纸描上反字补刻。用小纸条将挖补的错字和正字一一粘在印样的天头处，称为小样，供四校之用。四校为最后一校，有错字再如前法挖补，无错则成定本，可以付印。刷印中用到的纸和墨均有讲究，墨里的渣滓要沥掉，纸则根据不同的需求选用不同的纸张。印样一般是试印，往往用红印和蓝印，也有直接是墨印的，目的是再作修订。有一种说法，试印的红印或蓝印分赠同好之用，因为先墨印了就无法再如此试印。

古籍的装订

整个雕版印刷流程结束后，就是古籍的装订，《书林别话》称其包括分、折、齐、下锥、上面、裁、沙磨、打眼、穿线和贴签十道手续。首先是备书壳，也就是书衣，如用磁青纸作书衣等。裁书时要注意上下前后一律，打眼要根据书的长短大小，酌情判断眼之间的距离，一般是四眼，有的在上下斜对角再加两眼成为六眼。朝鲜和日本的装订则为五眼。贴签有用面糊满贴者谓之实贴，贴签之两端者则谓之浮贴，书签四周的白纸不可超过一分，以免影响美观。

宋人周密《志雅堂杂钞》说廖莹中刻书用抚州萆钞清江纸，造油烟墨，用泥金为书签，很是奢华气派。装订也由专门的工匠来做，宋版书里有记录的最早的装褙工出现在《文苑英华》中，题“景定元年（1260年）十月二十五日装背臣王润照管讫”。装订普遍采用的方式是线装，而非包背装等，原因是这种技术很好地满足了不断扩大的书籍需求，比起其他的装订方式要快得多。

清 金简《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乾隆时期浙江重刊

然后印刷古籍就进入流通领域了，即便是内府藏书，也有专门的人员负责采书。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元刻本《山谷黄先生大全诗注》贴了一张小纸条，题“永乐二十年（1422年）七月二十五日苏叔敬买到”，便是由此人购归明内府文渊阁，是目前所能知道的最早的图书采购人。

一副雕版可以印多少部书？记载很少，说法也不一。朱熹在弹劾唐仲友的罪状里称《荀子》等四子的印版共印了六百六部，平均下来一副雕版印一百多部书。范摅的《云溪友议》说雕印的《刘弘传》有数千部，一般来讲一副雕版可以印几百上千部。虽然雕版费时费力，但一旦刻完，只要版片保存完好可以随用随印，即便有缺损漫漶，还可以再行修（补）版后刷印，比起抄写书要快速得多，与活字印刷相比也有自身优势。当然，相对于近代的铅字印刷技术，雕版印刷逐渐退出历史舞台，那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文化的传承也凭借了各个方面，但典籍应该是其中最为重要和稳定的方面。而典籍实现文化的传承功能，在古代很大程度上依靠雕版印刷的技术，这看似不足道的“小道”对普及和传承中华文化、塑造中华文明的格局与气象助益甚大。

作者简介

刘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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