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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作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是人类印刷史上一次伟大的技术革命。这项颠覆性的科技发明，最早是北宋时期著名科学家毕昇在传统印刷术的基础上，经过长期的实践思考和研究探索，最终突破性提出的伟大创举。
然而，你知道吗？就是这样一项听起来就很牛掰的古代“黑科技”，按说应该在中国得到迅速的普及推广，进而带动古代印刷业和文化传播的一次大跃进才对。令人遗憾的是，活字印刷术自其诞生之日到清代末年的近千年时间内，在中国并未得到广泛的推广应用。而当这项技术400年后传入欧洲之时，一位名叫约翰内斯·古腾堡的德国人将其演变成了铅活字印刷术，随即在欧洲很快得以传播开来，实质上推进了印刷形成工业化，进一步促进了欧洲科技和文化事业的大踏步发展。
我相信很多朋友看到这会问：这到底是为什么呢？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活字印刷术这一瑰宝最终“东方不亮西方亮”的呢？
毕昇与他的活字印刷术
早期的印刷方法主要就是靠雕刻模板，要印刷一部书籍，那么就得雕刻无数个模板，这样的方法存在着肉眼可见的麻烦和低效，还非常浪费。首先刻版费时费工费料；其次雕刻出来的大批书版存放起来尤为不便；第三就是在整个雕版中，如果出现错字就非常不容易更正，甚至可能整版作废；第四所刻的模板只能用以印刷限定的书籍，不能作为他用。
根据沈括著作《梦溪笔谈》卷十八“技艺”里记载：“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以后典籍，皆为板本。庆历中，有布衣毕升，又为活板。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
毕昇最早是杭州书肆的一名刻工，专门从事雕版印刷，熟悉并精通雕版技术。但是，长期从事这种枯燥、低效的工作，想必毕昇的内心是非常纠结和苦恼的。因此，他一边工作，一边不断地思索着更好的办法。有一天，他突然灵机一动，思路豁然开朗：何不把每个字刻成单独的一个模板呢？这样一来，就可以随机组合字模，想印刷什么就灵活将字模排成版进行印刷，岂不既省时、省力还不浪费吗！
公元1041-1048年期间，毕昇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尝试，最后克服了一系列的困难，逐步独辟蹊径的实验总结出了一套完整的办法。
刚开始的时候，毕昇用密度较硬的木头切割、打磨、雕刻成统一规格大小的单字模，一个字一个模。排版时就用一块铁板，并在铁板的四周围一个铁质的框架，然后在铁框内放上些许松香、蜡和纸灰等混合物，接着将提前刻好的“活”字摆放进去，最后用文火烘烤使混合物熔化与活字模块粘结为一体，然后趁着混合物还没有完全变硬，趁热用平板在活字上压一压使字面平整，如此一来，一个活字组成的印刷底板就成型了。待整个印刷底板内的融化物变硬之后，便可以涂上墨进行印刷了。
然而，这个方法虽然印刷时效果不错，但却存在两个致命缺陷：一是木活字所使用的木料，其木纹疏密不一，在印刷完用水去拆洗时会让木活字膨胀变形甚至出现裂纹；二是木活字与融化的黏合物固结后不容易去除干净。这两个缺陷都对下一次使用活字模板带来了不小问题。
怎么办呢？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毕昇的脑海里，工作时想，休息时也想，就连吃饭睡觉都在苦苦思索着改进之法。最终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再一次开创性地想出了新办法，那就是用胶泥代替木料来制作活字，也就是从木活字改为泥活字。具体来说，就是用胶泥制作一个个规格一致的毛坯，在其中一面刻上反体的单字，然后用火烧硬，便成了单个的胶泥活字了。此外，为了排版的需要，对于常用的字如“之”、“也”、“乎”、“者”等字，就多制备上十几甚至二十几个，以备同一版内出现重复字时使用。而对于不常用的生僻字，可以随制随用。
用这种方法，不仅可以极大地提高印刷效率，更重要的是大大节省了印刷成本，在那个年代，堪称革命式的创举。
说到这，其实还流传着一个与之有关的有趣故事——过家家：相传毕昇在发明了这一方法之后，便把它介绍给他的师弟们。其中一位师弟说：“《大藏经》5000多卷，雕了13万块木板，一间屋子都装不下，花了多少年心血！如果用师兄的办法，几个月就能完成。师兄是如何想出这般巧妙的办法的？”“我是向我的两个儿子学的。”毕昇笑着说。在场的师弟们很惊诧，觉得不可思议。毕昇接着说，“有一天，我的两个儿子在玩过家家，两人用泥巴捏成了锅、碗、桌、椅、猪、人，随心所欲地排来排去。当时我就想，我何不也来玩过家家：用泥刻成单字印章，不就可以随意排列，排成文章吗？这不是儿子教我的吗？” 师兄弟们听了，也哈哈大笑起来。“但是这过家家，谁家孩子都玩过，师兄们都看过，为什么偏偏只有你发明了活字印刷呢？”还是那位小师弟问道。这时老师傅开口说：“在你们师兄弟中，毕昇最有心。他早就在琢磨提高工效的新方法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师兄弟们茅塞顿开。
不管这传说靠不靠谱，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没有持续钻研和苦苦探索的精神，是不可能发明出活字印刷术的，毕昇何其伟大啊！
被誉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活字印刷术”，为何在诞生之后久久未获得普及？
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极大地提高了印刷效率，被西方誉为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就是这样一项听起来就非常牛掰的古代“黑科技”，按说应该在中国古代能够得到迅速的普及推广，进而带动古代印刷业和文化传播的一次跨越式发展才对。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活字印刷术自公元1048年前后诞生之日到清代中期的近七八百年时间内，在中国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广泛的推广应用，一直未能取代雕版印刷占据主流。
既然活字印刷比传统的雕版印刷看起来要优越和先进许多，却在在中国古代很长的时间内不能替代雕版印刷工艺，这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原因呢？
实际上，造成这种特殊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活字印刷术在发明之后的很长时期内，技术层面上还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造成印刷出来的书籍效果远不及雕版印刷的产品。
《水经注》序注记载：“昨夜江南所进之书有《鹖冠子》，即活字版，第字体不工且多讹谬。”从中可以发现，早期的活字印刷印出的书籍，在版面上存在“字体不工”和“多讹谬”的硬伤，这和已经趋于完善的雕版印刷制品完全没法比。要知道，唐宋以来，雕版印刷技术和成书质量都已达到高度完美的境界。具体来说，早期的活字印刷与完善的雕版印刷相比，存在着几点明显的劣势：
活字的排印是由一个字一个字捡排起来的，极易造成排字行距不整齐或歪斜，甚至出现单字打横、倒置的情况。
活字排印的字大小有差异且笔画粗细不均，甚至字体不同。活字是一个字一个字单独刻出来的，不像雕版是写稿上版然后由刻工统一雕刻，因此字体大小、粗细、字体均浑然一体。
活字版内的单子存在高低不平的现象，这就容易造成印出来的字墨色浓淡不均匀。即便是印刷前用平板压平，但在刷印过程中因活版卡屑不紧，仍会出现高低不平情况。
北宋至清朝期间，活字除了用胶泥、木料制作外，还有使用锡、铜、铅等材料制成。金属活字虽然比较工整，但由于金属不易着水墨，印刷效果也不佳。而当时的中国还没有“油墨”的技术配套。
从上面分析来看，活字印刷术虽然看起来比雕版印刷要先进轻巧，但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其技术层面的诸多不完善决定了其很难在较短的时间内大范围替代已经非常完善的雕版雕刻。
二是传统文化下形成的保守思维以及艺术审美习惯，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活字印刷术的传播与普及。
一方面，在封建社会，大多数人们求稳不求变，讲究正宗和主流，对于新思想和新技术时常持有怀疑甚至排斥的态度，对于活字印刷术也是如此。明代陆深在《金台纪闻》中说：“近日昆陵人用铜铅为活字，视板印尤巧便。而布置间讹谬尤易。夫印已不如录，犹有一定之义；移易分合，又何取焉!”便是对待活字印刷术怀疑态度的典型代表。要知道代表着这种主流思想的官方印书局，如果不能认同这项新技术的话，那是很难使之得以推广应用的。科技发明到推广应用的条件和局限是多方面的，有历史、环境、配套技术的外在因素，更有理念上、思想上的内在因素。
另一方面，从艺术审美角度来看，活字版书籍很难超越雕版。雕版印刷是书写上版稿，上下字间有时会有笔画交叉，相互辉映，排行整齐且字体结构美观，因此印刷出的书籍不仅仅作为一个阅读和传播知识之媒介，同时兼具艺术品收藏和书法艺术传播载体的功能。而这一点对于活字印刷术而言便是很难克服的硬伤。活字印刷品往往存在一些问题，或排版不齐，或单字大小不一，或个别单字横置甚至倒置，或着墨不均等等，加上活字版一旦制成，一般都是一种固定字体。这些对于讲究形神兼具、书法悦目、行文飘逸潇洒的古代文人而言，均是难以接受的。
三是古代雕版印刷较为完善的专业化格局以及书籍发行流通市场较小，也是抑制活字印刷术在古代得以大规模应用的一个原因。
从行业格局来看，自雕版印刷成熟后，古代的印刷业得以快速发展。宋代开始，社会上的印刷主体主要有三类，即官刻、家刻、坊刻。所谓官刻就是朝廷或者官府刻书，主要刻的是儒家经典书籍为主。一直到清代康、雍、乾时期，随着活字印刷术的进步，官府刻书才正式开始较多地采取活字印刷，例如雍正年间铜活字刻制的大型书目《古今图书集成》以及乾隆年间木活字版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而私家刻书，即家刻，多以翻印经文或出版文集居多，受限于私家力量不足，活字印刷应用也不多，主要还是雕版印刷为主。还有一个就是古代印刷业的另一大主体——书坊，以印刷发行书籍来盈利的民间刻书机构。既然它完全是盈利未目的的机构，那它的选择就非常具有代表性了，一是雕版印刷工艺的专业格局；二是成本上的相对优势，最终导致了书坊也基本选择使用雕版印刷而非活字印刷。
一方面，雕版印刷历史悠久、工艺成熟，社会上早已形成庞大的从事雕版印刷的工匠队伍，从业者众，已经形成专业化格局。而活字印刷工艺作为新技术对刻板工艺有着新的要求，首先是制作活字模很麻烦，需要刻制数万或者数十万的单字模，还得为印刷过程中的损耗制作备份字模，这比雕版麻烦的多。其次就是活字排印也是一项细致而又繁琐的工作，要从数十万个字模中根据原文稿的顺序逐一挑出对应的单字模进行排版，然后固化在底板上，印刷完之后还得拆洗自模并分门别类存放，其工作量可以想象，而且还容易出错。
另一方面，如果印刷体量不大的化，活字印刷术和雕版印刷术相比，在成本角度上就毫无优势。正如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所说：“若止印二三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如上分析，如果只是印刷很少体量的书籍，那刻制一套字模并辛苦排版的话，投资就显得过大了。而且，中国古代的图书发行流通量不大，市场需求量较小，因此大多数书籍的印刷数量不会很多。为了追求更大利润，书坊定然不愿意采用活字印刷这种新技术了。
综上，无论是活字技术层面、传统文化惯性层面，还是古代印刷市场层面，均对新诞生的活字印刷术不太友好，客观上造成了它在规模应用发展之路上的无比艰难而曲折。
“活字印刷术”传入欧洲之后，快速推动了现代印刷业的工业化发展
如上所述，活字印刷自北宋年间发明之后，在此后的七八百年间未能得到广泛的普及推广，但是相比之下，元代活字印刷术经丝绸之路传入欧洲，德国人古登堡率先于公元1445年采用了这项来自东方古国的高科技用铅合金铸成活字，并印制出了古腾堡版《圣经》。此后这项技术迅速在欧洲大陆得到推广应用，并基于此逐步实现了铅字印刷的机械化和工业化。据史料统计，从公元1445年至1500年，欧洲先后出现了1000多家印刷所，出版了超过35000种印刷品，总发行量高达1000万份，可以说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如此大规模的信息传播，客观上促进了欧洲文艺复兴的更早到来以及社会科技的快速发展。
结合上一章的分析，我们大体清晰了，造成活字印刷术“东方不亮”却“西方亮”的关键原因，实际上就在于两点：
其一，活字印刷术在西方文明中有着得天独厚的应用条件，因为中国汉字近10万个，而西方的字母就几十个。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汉字数量极为庞大，同样是采用活字印刷，在中国，就得先制作好几万甚至十几万个单子模，而西方的拼音文字体系只需要制作几十个最多几百个字母模型，两者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其繁琐程度也不可同日而语。
其二，古腾堡率先为铅字模找到了适用的油墨，并发明了笨重简易的木制凸版印刷机，这在活字印刷的快速应用上更是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而中国虽然很早在魏晋时期已经发明了早期油墨，但一直缺少进一步的研究，油墨技术没有突破，后期活字印刷中的着墨不均问题也因没有找到合适的油墨而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令人惋惜。
九州君评
毕昇创造发明的胶泥活字、木活字排版，可以说是中国印刷术乃至世界印刷术发展中的一个根本性的改革。虽然他的创举并未受到当时统治者和社会的重视，直到他死后的几百年间，活字印刷术依然没有在印刷业占据主流，但他所发明的活字术，却流传下来了。他的胶泥活字最早传达了朝鲜，被称为“陶活字”，十五世纪，活字印刷术经丝绸之路远传至欧洲，到了十六世纪，活字印刷术又传达了非洲、美洲，十九世纪传入澳洲，影响力既深且广。
2010年11月15日，活字印刷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列入2010年“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算是对我国古代这项发明创造的一种肯定。
科技无国界，只要是对世界的科技进步和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有贡献，我们便无需过于遗憾，活字印刷术虽然是东方不亮西方亮，但它所带来的世界文明变革就是我们中国人对于人类社会做出的伟大贡献。正如孙启康所说：“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在世界科学技术的历史长廊中树立了不朽的丰碑，被西方学者称为“文明之母”。”
